羅新：不再寫與時代無關的東西

　　中國新聞周刊記者：徐鵬遠

　　發(fā)于2024.1.1總第1123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雜志

　　2023年度學者羅新

　　獲獎理由

　　他研究遙遠艱深的學問，也關注此刻與周遭。他收拾行囊徒步數(shù)百公里，寫下《從大都到上都》；也探查史料，寫出了《漫長的余生》。他是一位學者，但從不困于書齋；他研究歷史，卻從未與當下隔絕。在他看來，歷史學是對人的理性思維的訓練，關心弱者、為邊緣人發(fā)聲是當下歷史學人的重要責任。他身體力行，一直努力用自己的責任感關照著歷史與當下。

　　羅新屬兔，1963年出生，所以2023年剛好是他的本命年，實歲60。除了這一點小小的特別之處，剛剛過去的一年在他看來并沒有什么不一樣，反而倒頗有些沮喪：“人們對2023年有很多期待，好多人喜歡用重新開始來描述這一年。但是對我來說重新開始也不是那么容易，一方面想要重新找回過去的節(jié)奏，另一方面發(fā)現(xiàn)過去已經(jīng)真的過去了，面前是一個改變了的世界，什么都不太一樣了�！彼麛�(shù)了數(shù)自己“虛度”掉的這一年，不過是作為北大教授照常給歷史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課，偶爾參加一些對談、接受一些采訪，然后做了幾次妨礙不大的小手術，僅此而已。

　　所幸還有一趟旅程讓這一年不至于顯得徹底空洞。上半年，羅新和兩次獲得普利策獎的知名旅行作家保羅·薩洛佩科一起，完成了一次500余公里的行走。這是保羅起始于2013年的全球徒步計劃中的一段，羅新從一開始就關注著這條漫長而恢弘的行程，并在保羅2021年進入中國后與之取得聯(lián)系。2022年暑假，他已經(jīng)陪著保羅在四川走過三個星期，一路穿行了廣安、都江堰、彭州、什邡、綿竹、綿陽，意猶未盡。所以一有時間，他便又找到了路上的保羅，相伴著從陜西的延安走到山西的呂梁，又從山西靈丘走到河北易縣，最后走到了北京豐臺的盧溝橋。

　　只是即便如此，羅新依然覺得挺慚愧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，他從年中就準備寫作的一部新書，拖拖拉拉到了年底也沒能開筆。“我經(jīng)常說自己這一年好像一事無成。不知道為什么，我投入的時間也不算少，但似乎有一點找不到節(jié)奏的感覺�！彼麑Α吨袊�新聞周刊》說。

　　意外的改變

　　羅新要寫的這本書，名字已經(jīng)想好了，叫《康熙的獅子》。自東漢時期，中國的史籍中就有了對獅子的明確記載，作為一種非本土所產(chǎn)的異域猛獸，獅子不僅在古代中國享有極其珍稀的地位，更是朝貢制度的重要見證。這正是吸引羅新展開研究的興趣所在，他想穿越歷史的塵埃，去刺探傳統(tǒng)王朝的外交與貿(mào)易。而之所以選擇康熙的獅子為主線，是因為以往的獅子只有單方面的記敘，完全被描述成一種天朝榮耀，直到清朝時的這一次才在外邦的載錄中留下了另一種視角。

　　清朝初期，朝廷先后下達了海禁令與遷界令，嚴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，并將沿海居民向內(nèi)遷居。這一舉措嚴重影響到了自明朝中期開始就在澳門開展貿(mào)易的葡萄牙，于是在康熙九年(1670年)薩爾達尼亞使團來到北京，進獻金劍、珊瑚、象牙、犀角、西洋鏡等珍寶，希望清廷可以于封禁中給予葡萄牙以特殊優(yōu)待。結果未能如愿，但康熙問到“葡萄牙有沒有獅子”的這句話還是使團嗅到了一線希望。

　　康熙十一年(1672年)，葡萄牙印度總督命令東非莫桑比克城堡司令在當?shù)夭蹲搅藘深^獅子，海運至澳門，途中死掉了一頭，活下來的一頭最終于康熙十五年(1676年)運抵�？滴跏�七年 (1678年) ，由本托·白壘拉率領的新使團再次進京，將獅子獻與康熙。見到獅子的康熙甚為高興，多次與皇子、大臣、傳教士以及后宮一起觀賞，并飭令和帶動了京師文人競相詠獅的一時熱潮。使團的愿望也隨之得到滿足，次年清廷便下旨允許葡人在＂旱路界口＂貿(mào)易，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又進一步開放了澳門的海上貿(mào)易。

　　“所以你會看到過去那些經(jīng)貿(mào)往來和我們現(xiàn)在的認知完全不一樣，對中國古代王朝來說，在乎的不是經(jīng)濟利益，而是政治利益�！比缤�一把鑰匙，康熙的獅子打開了羅新通向朝貢問題的秘徑，他發(fā)現(xiàn)在這個制度背后，存在著一套扭曲的政治心態(tài)與邏輯：“(一切)都滿足于體制的虛榮心，而且這種體制也必須要依靠虛榮。”

　　事實上，對朝貢問題的關注早在七八年前就徘徊于羅新的視野中了，只是出于學者的審慎，直至2020年他才豁然找到了恰切的入口。這與其2022年出版的著作《漫長的余生》幾乎如出一轍，那本書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，有了明確的想法以后又猶豫了將近十年才真正動筆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這些故事在被寫下之前也在等待著合適的時機。四年前，當羅新決定開始創(chuàng)作《漫長的余生》時，他正目睹著現(xiàn)實中許多具體的苦難、彷徨和困惑，于是筆下的北魏宮女王鐘兒成為了一個遙遠時代的入口，那個時代里的離亂與悲哀又成為了眼前的一種映照。在后記中，羅新甚至直抒其意，稱這本書的標準與追求皆是“關心弱者，為邊緣人發(fā)聲”。如今，《康熙的獅子》一樣回應著他在冷眼旁觀之中暗藏心底的某些激憤與彷徨。

　　雖然自1995年博士畢業(yè)后，羅新就一直待在象牙塔里，卻從來都不囿于書齋。早在1999年，他就在彼時火爆的天涯論壇上創(chuàng)辦過知名版塊“關天茶舍”，開辟了互聯(lián)網(wǎng)早期思想交流最為活躍的一方領地。只不過當初很少有人知道“羅新”是誰，更為江湖熟知的是他的網(wǎng)名“老冷”。羅新也沒想過完全投身公共領域，網(wǎng)絡世界里的揮斥方遒權作消遣，他所屬意的仍是專業(yè)上的精進，而且在關于中古時期北方民族名號制度的研究上，他的確正在迎來自己治學生涯中無與倫比的高產(chǎn)期。直到2008年，一個意外的時刻才讓他改變了想法，徹底轉(zhuǎn)換了軌道。

　　“那一年對我的刺激很大。本來我做民族史研究還挺得意的，但有一次同學之間的討論當中，那些觀念讓我發(fā)現(xiàn)自己的工作都白做了。從那個時候起，我下了決心，不再寫跟時代無關的東西，不再寫為學術而學術的東西�！蹦侵�后不久，羅新便接連出版了歷史散文集《殺人石猜想》和田野筆記《歷史的高原游牧》。2014年，他又推出《黑氈上的北魏皇帝》，并有意嘗試將學術著作易讀化。出版后的一次討論會上，他見到了很多專業(yè)之外的人來參加，更加堅定了這種努力的信心：“是有意義的，哪怕這個書不是公眾在讀，但至少突破了小圈子。”

　　2016年，羅新用15天時間完成了一趟徒步，沿元朝皇帝夏日巡幸的輦路，從北京出發(fā)，經(jīng)龍虎臺、過居庸關、行黑谷、越沙嶺，歷450公里抵達內(nèi)蒙古錫林郭勒正藍旗�；貋硪院螅�他把路上的見聞偶遇、途經(jīng)之地的歷史懷想以及種種探尋與思索，寫成一本《從大都到上都：在古道上重新發(fā)現(xiàn)中國》。作品甫一出版即廣受贊譽，掙脫了學院束縛的羅新至此終于走入公眾視野。

　　孤獨的冒險

　　最近這些年，羅新經(jīng)常會想起自己過世的老師田余慶�！叭绻�一個事發(fā)生在他身上，他會怎么做；如果他知道我在面臨一個問題，他又會作何反應？”尤其對于自己的轉(zhuǎn)型，羅新不確定田先生是否會贊成，一方面“他曾經(jīng)也是熱血戰(zhàn)士，或者說每個人內(nèi)心深處都有這一面，某個時刻被壓下去了，某個時刻又被喚醒”，但另一方面“他對我的評估其實好于我的實際水平，他的期望肯定是我能在專業(yè)上做得比他還好”。

　　當然，這些都只是羅新自己的猜想。不過類似的情形，現(xiàn)實里是有過的，就在出版《從大都到上都》之后，一些要好的朋友便善意地勸過他：“時間都花在了這上頭，有點可惜。”

　　羅新認同朋友說的前半句。那本書確實花費了他整整一年時間，雖然不是每天都在寫，注意力卻是被完全占據(jù)的，除了必須應付七七八八的雜事，別的什么都做不了。這種體驗在那之后又一再得到驗證：《漫長的余生》實際寫了兩個月，戰(zhàn)線則拉滿三年，《康熙的獅子》已經(jīng)空耗了一年，接下來不確定還會拖多久。

　　但他并不覺得可惜，因為“這個東西沒有回頭的余地”。羅新說，雖然以往的學術寫作相對容易，那些只拿給同行看的文章，方法都差不多，“相當于拿著公式到處套”，但寫了十幾年，他已經(jīng)厭倦了。而且他找不到新的材料，沒有材料就沒有新的研究題目和方向，強行做下去只能是自我重復。

　　更關鍵的是，就在決定轉(zhuǎn)型的那一年，他生了一場大病，第一次覺察到自己正在遠離一個學者精力、想象力與創(chuàng)造力最旺盛的階段，“再不改弦更張，整個人就不行了”。面對身體不斷敗露出的衰退信號，他灰心，同時也害怕，不是怕老去的必然，而是怕“在死之前有些想說的話沒說出來，想寫的東西沒寫出來” 。

　　從根本上講，轉(zhuǎn)向公眾的選擇中寄予了羅新極大的抱負，他希望自己能夠更直接地參與社會，能夠回應時代的話題�！昂细竦膶W者就是做好自己的專業(yè)工作，而如果心有余力，應該走出自己小小的世界。讓更多人從你的研究中獲得靈感或者支持，這也是學者的職責�！泵慨斈罴坝诖�，羅新又會從對老師的懷想中釋然：“即使田先生在世，最后也只好接受我這個樣子吧”。

　　然而，走出同業(yè)的小世界，并非純?nèi)坏匾馕吨�走向一片明朗、開闊之地。對時代的回應，有可能落入誤讀與執(zhí)見的陷阱。對此，羅新是清醒的：“回應時代不等于迎合時代。時代是復雜的，所有的回應還是應該在學術的原則之下。”所以無論發(fā)言或者寫作，他始終都堅守著一個自我標準：保證每一句話皆有來歷、有支撐。

　　但即使如此，朝向公眾的表達還是無法避免遭遇虛擲、曲解乃至反噬的風險�！皩W者的勞動是創(chuàng)造性勞動。創(chuàng)造性的勞動，一定是一場冒險，不一定有結果，甚至不知道會往哪個方向發(fā)展。而且創(chuàng)造性勞動一定是叛逆性的，對已有結構或系統(tǒng)的離經(jīng)叛道，所以多多少少會引起別人的不理解、不接受、不認同，創(chuàng)造性越強，引起的負面反應就會更大。這場冒險很大程度上還要克服各種敵意，一定也是孤獨的�！�

　　在這個意義上，羅新覺得他有點像是那個朝著風車與城堡不停發(fā)起沖鋒的堂吉訶德，不管面對的是真相還是幻影，只要自己認為正確和值得就夠了。更何況，他從不認為自己說出過什么有分量的話，無非不愿意撒謊而已——“這絕不是謙虛，必須看到這一點，我如果看不到這一點，就是自欺欺人�！�

　　未熄的火苗

　　其實年輕的時候，羅新的志向并非在于治學。他本科讀的中文，最想干的事就是寫小說，怎料理想青春戛然而止，最終陰錯陽差地進了歷史學的軌道。在那之后，他經(jīng)常嘴硬，說是自己放棄了文學夢，但其實“文學像一個沒有熄滅的火苗還在心里”。

　　他準備再過幾年就去重拾起這份隔日的夢想�！暗韧诵莸哪且荒�，我打算從北京走回到我出生的地方。有個電影叫《本杰明·巴頓奇事》，講一個人生下來是個老人，慢慢變小，最后死掉。我也想用這種方式離開工作了一輩子的城市，回到家鄉(xiāng)。這是一個儀式，也是一次回憶。”他清楚，從一個作家的標準來看，自己經(jīng)歷的事太少、了解的人也太少，素材貧乏，似乎能寫成文學的只有真實生長的人生，其中又以少年時光最是刻骨銘心。

　　這幾十年來，羅新總會想起湖北隨州的那片老林場，想起自己和妹妹每隔一兩周就要走著上學、回家的那條十公里的山路。尤其難忘的一幕是13歲的一個周六，端午節(jié)，母親提著籃子在路上迎他們，他和妹妹坐在路邊吃完了籃子里的粽子和鴨蛋，母親轉(zhuǎn)過天來上班時從墻上摔了下來，送到醫(yī)院檢查，發(fā)現(xiàn)已患有癌癥，手術過后只活了一年零三個月。

　　不僅僅是這些私人的情感記憶。對往事的追懷中，他還發(fā)現(xiàn)了歷史在悄然之間留下的一些蜿蜒之貌：“我們那個林場是一個國營單位，林場的工人是國家正式職工。中國大批知青上山下鄉(xiāng)是從1968年開始的，但在我們林場，我出生的那年也就是1963年，就迎來第一批武漢知青。他們是林場招工招來的，都是高中畢業(yè)生，很多人是因為成分不好不能考大學。等我長到七八歲，他們就是林場的老工人了。林場的人大多數(shù)沒受過什么教育，但因為有這些知青，林場卻變成了那個地區(qū)的文化高地。他們會畫畫，會寫各種板報，會做各種文藝宣傳的演出�！�

　　羅新說，雖然不一定有直接的影響，但自己的文化啟蒙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于這些知青的：“當時作為孩子，感覺不到這樣一個特別的狀態(tài)，回過頭來看，一種特殊情況下的流動，在你身邊突然咣當一下就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化氛圍�！倍�到了他走出林場去讀高中的時候，知青們也陸續(xù)離開了，輝煌一時的林場又迅速地變回了一片文化洼地。在史料里打了一輩子滾，羅新見慣了世事荒唐與命運流轉(zhuǎn)，然而想起這些曾真切劃過眼前的詭譎，還是會忍不住心生感慨。

　　不過在寫下這些林場舊事之前，羅新還有一個掛念已久的題目尚需完成——他想寫一寫長城。對于他所專事的北方民族史而言，長城是一個重要的身影，如同一道分界線般勾勒著農(nóng)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各自的領地。但學界早有人提出，長城的存在不只是為了防止北邊的人進來，也為了防止自己的人出去，而他在過往研究中也發(fā)現(xiàn)，長城不等同于非敵即友，很多時候反而是含混不清的，許多人在兩邊跑來跑去，將其變成了一個灰色地帶。

　　因此，羅新并不打算把長城作為一種單純的歷史景觀層面去進行研究，他要把它當成一種意象，在思想意義上去討論。

　　行走，很有可能仍舊是這個題目最終的打開方式。2019年，他在一個伊朗考古學家的陪同下，用一星期時間走了一遍當?shù)氐母隊柛砷L城；之后幾年，他又游歷了陜西和內(nèi)蒙交界處的長城。未來，他會走完陜北與鄂爾多斯高原之間的一千多公里的長城，如果條件允許的話，再到大不列顛島的羅馬哈德良長城去看看。他想把這些不同國度、不同時期、不同制式的長城都放在一起，讓書寫和閱讀有趣起來。

　　只是，如何在它們彼此之間進行串連，他目前還沒有一點頭緒。或許，就像此前的作品一樣，這個題目也在等待著那個屬于它的豁然開朗的入口，以及那個不容回避的時機。

　　《中國新聞周刊》2024年第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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